江南，可以說是一個幾乎集中了中國人對所有美好想象的詞。不信，你去瞧瞧各種“小江南”的名號吧——不論是在新疆的伊犁，還是西藏的林芝，抑或是寧夏平原，地理上再遙遠的地方，人們總是不吝于用“江南”來指稱那個美麗的地方。

但“江南”到底是指什么?是地理意義上的長江以南?是行政區(qū)劃的江南府?還是詩詞歌賦里的文化江南?……總之，這個概念總讓人迷茫。“就像拈花灣的雨，我生在江南，但是講不清江南。”浙江省博物館館長陳浩如此形容。

2016年，作為文化軟實力的重要支撐，江蘇省啟動了“江蘇文脈整理與研究工程”，計劃用十年時間，編輯出版3000多冊《江蘇文庫》，希望呈現一個有著2500多年文化史的江蘇。

三年過去，該工程取得重大進展，在此背景下，12月3日-4日，首屆江南文脈論壇在“太湖明珠”江蘇無錫召開。

“不同于其他各省的‘文庫工程’，江蘇文脈工程的最大特點和超越之處在于‘文脈’。文脈不是一般意義上的文化，它是有生命的傳統(tǒng)，是一脈相通的的活的文化。”江蘇省社科院副院長樊和平表示。

澎湃新聞(www.thepaper.cn)記者注意到，在首屆江南文脈論壇上，多位與會的社科專家表示，在想象江南的時候，空間因素并不僅僅是最主要的因素。“江南文脈研究可以以江南為主，但又不必局限于‘江南’”。

如何認識“江南”

復旦大學人文社科資深教授、著名歷史地理學家葛劍鋒教授認為，今天要研究江南文化，要探討江南文脈的延續(xù)，必須要從歷史地理的環(huán)境，以及我們未來要面臨的大的人文自然環(huán)境的角度來加以思考。

地理上，江南的形成有個演變的過程。

江蘇省委常委、無錫市委書記李小敏就講到了“泰伯奔吳”的故事，它被認為是江南文化的源起。

商代晚期，周太王的長子泰伯第一次將中原文明帶至江南。他放棄了王位繼承權，從黃河流域來到今天的無錫梅村一帶，斷發(fā)文身，開河筑城，創(chuàng)立了勾吳古國。

此后，隨著江南地區(qū)宏觀氣候的變化，從降水和氣溫等方面進入了一個有利于人類生存發(fā)展的階段，歷史上發(fā)生了三次大規(guī)模的“衣冠南渡”與經濟重心南移，江南得以開始崛起。

葛劍鋒教授說，歷代人口遷移，特別是由北方向南方的移民，給江南不斷的注入了中華文明最為優(yōu)秀的成分，不斷增加的人力資源，同時也促使江南本土的人口不斷進步，文化水準不斷提高，不斷涌現出全國一流的杰出人物。

這些來自中原的先民和江南本地人相結合，用自己辛勤的勞動，使自然環(huán)境向有利于人類發(fā)展的方向轉化。

“他們疏浚了河道，開掘了運河，做起了海塘，建成了一系列水利工程。所以到北宋時候江南已經提供了全國主要的糧食。到了明朝中期，精明的江南人還通過商業(yè)、服務業(yè)，使江南經濟始終保持在全國先進的地位，并且使江南人過上了精細、富足、文明的生活。“

同時，上海的崛起，也給江南文化的發(fā)展提供了空前未有的舞臺，也使江南文化提高到空前的水平。

葛劍鋒說，作為一個移民城市，上海對比中國其他移民城市最大的優(yōu)勢，就是它有最豐富的人口資源——80%上海的移民和后代來自于江浙。由于近代上海的開放，給江南地區(qū)提供了一個走向全國、走向世界的通道。

這些江南人，從家門口或者門后河道的船上，直接通過太湖、吳淞江、黃浦江到了上海，又從上海跨過東海、太平洋走向世界。他們返回以后，又以上海為基點，把他們學到的傳播到江南、傳播到全國。其中，包括早期的馬克思主義者、社會主義者和中國共產黨早期的領導人。

統(tǒng)觀古今，江南地區(qū)逐漸成為物華天寶、富庶繁盛與書香高第、人文淵藪的代名詞。

不只是“江南”

浙江省博物館館長陳浩認為，江南可以分為大江南，小江南。大江南包括蘇南、浙北、皖東等地區(qū)，小江南指的是環(huán)太湖地區(qū)。

南京大學教授莫礪鋒教授認為，到了近代，“江南”特指長江三角洲和太湖流域，范圍與今天所說的“長三角”基本重合。

南京大學程章燦教授就在論述中界定，“江南”主要是指江蘇長江以南以及浙江大部分。

我們所說的江南文脈，到底是指哪個意義上的“江南”呢?

多位學者都提到，在想象江南的時候，空間因素并不僅僅是最主要的因素。“江南”更多地成為了一種虛化的地理范疇和文化寄托。

西北大學名譽校長、著名歷史學家、教育家張豈之表示，“江南文脈可以以江南為主，但又不限于江南地區(qū)。”

他談到了江蘇北部的泰州學派。作為明代中晚期陽明后學具有啟蒙意義的思想流派，泰州學派是我國思想文化史上一個重要的思想流派;同樣，地理位置上位于長江以北的揚州和南通，也是人才濟濟，比如美術史上的“揚州八怪”，清末明初張騫先生在南通辦實業(yè)、辦學校、倡導新學，“對江蘇南、北部都有影響，我希望這些在江南文脈的整理中都能加以關注。”

南京大學文學院徐雁平教授持有同樣的看法。

他認為，區(qū)域文化研究，應超越區(qū)域來理解區(qū)域。研究江南文化和文學，也要超越江南核心區(qū)、外圍區(qū)，擴展到江浙皖三省或其他地區(qū)，關注江南及其與其他區(qū)域物的流通、人的流通。

徐雁平教授曾對江浙皖三省重要書院的山長(古代對書院講學者的稱謂)予以梳理，發(fā)現江浙皖三省之間文士流動性較強，相較而言，江蘇吸納浙江、安徽文士較多，而周邊各省如福建、江西等進入江浙皖三省書院網絡較少。“這說明江浙皖是一個整體性的文化區(qū)域，如從文化區(qū)域整體視野著手，當有更大的開掘空間。”

蘇州大學文學院教授羅時進表示，安徽的桐城學派也是位于長江以北，但它同時也是是明末清初與浙東學派等齊名的重要學派。“文脈不是點，是一條脈絡。“羅教授說。

多方呼吁形成常態(tài)化機制

作為立足和響應國家長三角一體化戰(zhàn)略的重要工程，繼上周三省一市舉辦了首屆長三角文博會之后，此次“江南文脈論壇”專門召開了長三角“三省一市”江南文化研究圓桌會，上海、江蘇、浙江、安徽四地均派出宣傳部副部長、社科院(聯(lián))專家及大學教授出席。

歷史上看，上海地區(qū)始終位于江南的中心地帶。上海市委書記李強專門提出，上海要打造三大文化品牌，其中就包括江南文化品牌。

澎湃新聞注意到，南京大學范金民教授、安徽省社科院副院長施立業(yè)等都多位與會社科學者都不約而同地提到，可否以此次會議為基礎，建立常態(tài)化的穩(wěn)定的會議機制，來協(xié)調江南文脈研究的有序推進?

施立業(yè)表示，希望這會議是長久事業(yè)，而不要“因時而變”。

“有些學者悄悄給我透露，他們有種擔憂是，江南文脈的研究切不可當成一種運動，到最后弄得虎頭蛇尾的。“江蘇省社科院歷史所原所長、文脈研究所副院長王衛(wèi)星表示，很多學者都曾問過他，這樣的會議以后還會不會有?“我的建議是，能否將其常態(tài)化”。

他同時也提到，文化的發(fā)展與經濟發(fā)展密不可分，不可孤立地研究進行文脈研究，“應當拓寬視野，吸收一些社會學家、經濟學家參與其中。”

或許，還需要來自文本挖掘與數據分析領域的專家。

浙江大學文學院教授徐永明表達了“數據庫建設”的緊迫性。他說，中國歷史悠久，有著大量的古典文獻數據，但遺憾的是，我國目前的文史關聯(lián)性數據庫建設與國外仍存有較大的差距，甚至出現“數據在國內，數據庫在國外，國外挖掘中國的學術地理大數據，然后反過來賣給中國人”的情況。

徐永明教授介紹，透過統(tǒng)計數據，可以有很多有意思的發(fā)現，比如，可查閱蘇東坡、湯顯祖等文人墨客的行跡圖與社會關系圖，清代女性作者等數據庫信息和地理分布圖等等。

如今，伴隨著移動通信技術的快速發(fā)展以及定位應用程序的普及，徐永明教授認為，建立文史地理信息數據庫迫在眉睫，“這需要政府部門的支持，讓我們各省市也參與到其中來。”

夏威夷大學教授、世界中國哲學聯(lián)合會名譽會長成中英預言，江南文化將在當代數字化與數據化的信息科學與生物技術設計上大露頭角。他向澎湃新聞表示，這是因為江南文化有“精研細磨、精益求精”的治學精神，同時也有為深刻的對時代變遷的高度敏感力和關注力。

標簽： 江南文脈 論壇